毛主席在评价历史人物时，特别推崇刘邦。
他曾说：“刘邦是封建社会中最杰出的皇帝之一。”在多个场合，毛主席反复阐述这一观点。
并在阅读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时批注：“项羽非政治家，而汉王（刘邦）则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。”
如何解读这句话呢？
1962年，毛主席在与人讨论刘邦时再次提出：刘邦能够超越项羽、夺得天下，主要得益于两点，一是他的决策明智，二是他擅长用人。
明智的决策是成功的支柱，没有支柱的大树难以生长。
得当的用人则如同成功的叶子，没有叶子的树难以茂盛。
一方面关乎生存，另一方面决定发展，二者相辅相成，共存共荣。
01
谈到决策的重要性，对提出“农村包围城市”战略的毛主席来说，这一点尤为深刻。
因此，他特别欣赏刘邦，因为刘邦总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例如，进入关中后，他未采取残酷报复，而是实行招降纳叛、约法三章的政策，从而赢得了民心。此举使秦民对他感激涕零，也使巴蜀和三秦成为他争霸天下的坚实基础。当他的军队驻扎灞上时，许多咸阳百姓自发前来慰劳汉军，称其为“仁义之主”，这成为后来汉军“兵足食丰”的根源。即使遭遇失败，也能迅速恢复，因为民心所向。
另一件事也证明了他的决策之正确。
在韩信平定三秦后，刘邦把关中大地主和王公贵族的土地无偿分给无地百姓。这种做法不仅赢得了民众的欢呼，也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，从而增强了他们对刘邦的向心力。出身底层的刘邦深知百姓需要的是丰衣足食，当他们得到这些，信任和支持便随之而来。
有了这样的民意基础，他自然无往不胜。这正是决策正确的价值所在。
除了精明果断决策对头，刘邦在用人上也表现出色。
据毛主席回忆（1952年10月游览龙山时的谈话）：楚汉相争期间，萧何、张良、韩信、曹参、樊哙、陈平等文武官员的追随，使得项羽最终败北，因为他仅依赖一个范增，而且未能善用，导致孤立无援。
人才是成就大业的关键。我党我军的铁血战将，无一不是英雄豪杰，他们来自四面八方，却齐心协力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，这不正是因为用对了人吗？
反观对方，只重用亲信，只看背景，排斥异己，自然无法成功。
关于刘邦善于用人的这一点，毛主席曾在1962年的“七千人会议”上讲述了一个故事。
一位名叫郦食其的知识分子前去见刘邦，最初因自报家门为读书人而遭拒，这时，郦食其怒气冲冲，对看门人大声喝道：“快去通报，我乃高阳酒徒，非比寻常之儒生！”门房无奈，只得再次传话。未几，郦食其被请入府中。当时刘邦正在浴足，闻讯立刻起身相迎。然而，郦食其因未能即时受到接见，心中仍有不快，上前就对刘邦一顿斥责。他质问：“你果真有意夺取天下乎？为何对长者如此轻慢！”当时，郦食其已年过六旬，刘邦较之年轻，故自称长者。刘邦闻言，立刻道歉，并采纳郦食其攻取陈留的建议。
此即高阳酒徒之故事。
一位傲慢的儒生，面对刘邦的不敬接待，敢于直斥其非。令人敬佩的是，刘邦能虚心接受批评，并重用郦食其，体现了他豁达大度、从谏如流。
关于陈平的故事，亦是毛主席乐道的佳话。
陈平从项羽处来投，令刘邦欣喜。他问陈平：“你在项王那里担任何职？”
陈平答：“都尉。”
刘邦毫不犹豫地也让陈平在汉军中担任都尉。此举令许多臣子惊讶疑惑，议论纷纷：刚来投靠就被委以重任，陈平曾盗嫂受金，这样的人也值得重用？
面对质疑，刘邦毫不动摇，对众将说：“他的智慧，尔等谁能比肩？”
所谓“用人所长，不计小过”。曹操亦如此，唯才是举，不拘一格。这种理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在献策瓦解项羽阵营时，陈平暗示需要资金支持。刘邦毫不怀疑地拨给他四万金，任其自由使用，只要完成任务。这种信任与大气令人震惊。
更出人意料的是，任务完成后，陈平带着花费清单回来报账，以示忠诚与清廉。刘邦却直接说：“这些钱全归你，我信你，只要事情办好，将来还有更多。”
有缺陷的人才是仍是人才，这便是“得人者昌”的道理！
因此，汉朝建立后，与群臣讨论成功之道时，刘邦谦逊地说：“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之外，我不如张良；镇守国家、安抚百姓、供应军粮，我不如萧何；统率百万大军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我更不如韩信。这三位都是杰出人才，我能善用他们，故能取得天下。”
刘邦就是这么一个关键决策正确，而且用人得当的人，受到了伟人的高度评价。
这是刘邦打天下时候的故事，至于如何坐稳江山，让我再略述己见。
02
坐稳江山的策略核心在于“偷梁换柱”。
所谓“偷梁换柱”，即将原本占据舆论中心及权力核心的六国贵族迁至关中，使其成为支持者，同时派遣自己的子孙填补权力真空。
因此，高祖确保了关中的稳定，让诸侯王掌控关东，为汉朝的巩固与繁荣奠定了基础。
这一划时代的决策，要追溯到秦末农民起义的动荡时期。
在秦朝末年，天下大势瞬息万变，诸侯国纷纷重建，反秦的新诸侯相继崛起。
楚国、齐国、韩国、魏国、赵国等国家名称的再现，似乎预示着若无重大变故，中原将重蹈战国七雄割据的覆辙。
然而，这一切最终被项羽和刘邦彻底颠覆。
项羽，名声显赫，被尊称为西楚霸王！在巨鹿之战中大获全胜后，他势如破竹地进军咸阳，一举推翻了强盛的秦帝国。而那场著名的鸿门宴，更是让刘邦俯首称臣，使得天下诸侯纷纷向他臣服。
随后，项羽深谋远虑地分封了十八路诸侯。这一举措看似深思熟虑，实则隐藏了他对天下霸业的勃勃野心。
由于贵族出身，分封后的项羽成为了东方六国旧贵族的象征。
相比之下，刘邦出身寒微，无权无势，却因此成为了平民百姓的代表。
一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，一位是草根英雄，他们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贵族与平民阶层间的较量。
理论上，拥有丰富资源和优越社会地位的贵族不应败给平民，但项羽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。
他虽有超凡才华，却逐渐与旧贵族势力疏远，导致失去了关键的支持。
例如，他废黜韩王成并吞并韩国，与韩国的旧权贵结下梁子；他杀害义帝，与楚国内部反目；他还挑起齐国内斗，试图坐收渔利，却反而使齐国强敌田荣成为他的对立面。
经过这三番挑拨离间，项羽已成为了六国外戚的公敌，齐楚两大强国更是势同水火。
这使得忙于内战的项羽，为刘邦提供了可乘之机。在项羽在外征战无暇他顾之时，刘邦派遣韩信迅速攻克三秦之地，动摇了项羽的根基。这一果断行动，让原本依附于各路豪杰的人们找到了新的领袖——他们纷纷背叛项羽，转投刘邦。
这使得曾经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变成了众矢之的，即便在彭城一役中以少胜多，也未能扭转败局，因为他的暴政早已失去人心。
于是，在接下来的楚汉战争中，人心的丧失导致六国外戚逐渐倒向刘邦，包括张良等昔日韩王世家成员，以及魏赵两地的旧士族。
他们联合夹击，使得曾经威震四方的大英雄最终走向失败。
乱世之后，那些曾经辉煌的新兴平民阶层人物崛起，借助汉朝的建立称霸一方，如韩信、英布等人成为新时代的力量。而那些曾显赫一时的旧贵族，则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这正是西汉初年七个异姓王崛起背后的故事——除了唯一例外且长期存在的长沙王吴芮，其余大多为韩信这样的草根英雄。
然而，这些人虽然各自风光，却也让登基后的刘邦坐立不安，不得不发起削藩战争以巩固统治。临终前，他成功剪除了七个异姓王中的六个，只留下威胁较小的长沙王吴芮，从而确保了汉室江山的稳定，为未来几十年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。
在同一时期，刘邦实施了一项名为“腾笼换鸟”的政策，为汉朝未来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这项政策的核心在于：将六国旧贵族迁移至关中地区，使其直接受到中央政权的控制。
这一措施的重要性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：
首先，该政策使关中人口显著增长，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复苏，增强了西汉中央政府的实力。
其次，它彻底消除了东部六国在边远地区的势力，防止了其再次反叛的可能。
第三，通过将东部六国贵族集中管理，地方出现了权力真空，这一真空由刘邦的亲族和后代填补，确保了即使发生变故，江山依旧掌握在刘氏家族手中。
这一策略可谓环环相扣：
第一层：增强中央政府实力，为汉朝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，这也是为何许多汉朝名将出自“六郡良家子”的原因。
这些人本是贵族后裔，均是精英，即便环境变化，他们仍能延续家族传统，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。例如东汉名将马援，他是赵国马服君赵奢的后代，因刘邦的移民政策而迁至关中。
刘邦的高明之处在于其逆向思维，将后世的实边移民策略运用于壮大中央力量，同时使衰败的关中成为汉朝的根基。
这是第一层的考量，那么第二层和第三层是什么呢？
第二层与第三层相结合，即让刘姓诸侯王分封到边疆，同时实施“腾笼换鸟”策略，这是一套组合策略。
通过这套策略，大姓被清除，刘氏宗亲取而代之。这不仅迅速清除了地方上的六国势力，也减少了原有文化对地方的影响。同时，通过分封诸侯王并赋予他们军政大权，他们得以全力恢复经济、传播文化，并最终融入大一统的国家。
这种百年规划，在文景之治的和平与繁荣发展后，于汉武帝时代达到了预期目标。
文景之治期间，由于诸侯王的得当治理，边远地区的经济复苏，文化也逐渐与中央趋同。尽管削藩引发了七国之乱，但其破坏性仍在可控范围之内。
平定七国之乱，为推行“推恩令”奠定了基础，使得汉武帝时代迎来了盛世。
这一盛世的到来，都源于刘邦深远的精准谋略。
他通过正确的决策和恰当的用人，不仅开创了基业，还借助“腾笼换鸟”策略，使国家顺利度过恢复期并进入繁荣。
然而，再精妙的策略也存在隐忧。这隐忧就是未来数百年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地方豪强和门阀。
当强者长期占据经济中心的位置时，其欲望也随之增长，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规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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